6年，德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再次出现危机，希特勒此番军事冒险，也有转移社会关注焦点的意思。

因此，汪院长的一番外交辞令，真的令人很难说喜、很难说悲，更多是一种无知吧，而就在德国愤怒的时候，日本首相兼外相，广田弘毅，及时抓住了机遇，派出特使松岗洋右，秘密会见了德国的空军司令戈林将军。

戈林是一战期间的飞行英雄，目前是柏林的核心政要之一，日后还登上了德国空军元帅的宝座，因此很得希特勒的器重，经常与“外交部新星”里宾特洛普一起，游说希特勒与日本人结盟，并将国内的温和派定义为“华夏游说团”，其矛头直指外交部长冯·纽赖特，战争部长冯·勃洛姆堡，以及国防军之父冯·塞克特等鸽派人士。

幸好本时空有刘郧的出现，及时的提供了初级治疗液，导致冯·塞克特将军没在1936年与世长辞，因此“鸽派”在德军之中仍有很大的影响，暂时没让戈林等人的阴谋得逞。但是希特勒本人却心动了，已经派里宾特洛普担任他的特使，专门谋划“柏林—罗马—东京”得轴心计划，以及反对红色苏联的“防苏协定”。

尽管德国鸽派在尽力延迟战争的到来，但是许多政治家都看到了一点，“日德结盟是大势所趋”。

法肯豪森将军在华夏待了很久，对华夏的基本国情极其了解，尤其深知华夏民众的淳朴与善良，倘若有朝一日，让他们与日本鬼子一起侵略华夏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，导致他深感良心不安，这就是他来真君庙祈祷的真正缘故。

刘郧可是未来人，对于德意日三国结盟，形成二战法西斯阵营的轴心，也是早有心理准备，这些年来他虽然为德国人，提供了很多的资源与技术，但是从来都没将抗战的未来，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奇迹上。

日德结盟，是这个特定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，因为德国的陆军历来很强势，但是海军方面却极其弱势，而号称世界第三的日本海军，却刚好能弥补这个致命的弱点，这一点，根本不是华夏在短期内能够迎头赶上的。

民国时期的华夏，是个国土庞大、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却也是个全球知名的弱国，尤其是军事力量方面，不要说与英法相比，就是与日本相比也差之甚远。

今后华夏也许真的会强大起来，但是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内，恐怕是没什么希望了，而德国的复兴之战，将在二三年之内打响，因此不能将宝押在华夏身上，那么主动积极的日本人，就成了柏林的最佳选择之一。

看到法肯豪森如此的内疚，以及刘湘的气愤填膺，刘郧唯有长叹一声，于是缓缓的安抚道，“你们都不要自责或气愤了，《西方·圣经》曾说，‘自救者天救’。德国盟友现在要选择离开，那是他们的自由，毕竟帮是人情、不帮是本份，华夏没有资格指责他们，何况我们还有总顾问这样的友人”。

刘湘苦笑一声，心情顿时好了不少，他是一方诸侯，什么样的背叛没见过，虽然是气愤德国的背离，但是更多是一种害怕，害怕华夏被德国抛弃后，华夏将在国际上孤立无援，害怕日本鬼子侵略，华夏孤木难支。

说一千道一万，最终还是实力的问题。

如果华夏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，又何惧德国的背离，又何惧世界强国的眼色，又何惧日本鬼子的侵略，刘湘是一个真正的华夏军人，知道中日大决战无可避免，早已抱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。

法肯豪森将军沉吟了片刻后，有些犹豫的望着刘郧，悄声的提醒道，“亲爱的刘，目前，柏林仍在犹豫之中，只要华夏盟友，能再次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元首也会再次慎重考虑华夏的问题，何况国内目前还有很多的温和派”。

哪怕只有一分希望，刘郧也愿意付出九十九分的努力，于是很慎重的点了点头，很及时的问道，“以贵国的总体实力，早已强过了华夏无数倍，我们俩国若是相邻的话，华夏随之出兵又何妨，总顾问若有什么建议，无妨直言”。

法肯豪森也不怎么避讳，直接提出了他的想法，“在德国的外交部，冯·纽赖特外长，还可以压住里宾特洛普，唯有戈林司令最为麻烦，冯·塞克特将军，想安插一人进入空军总部，争取遏制住这厮的疯狂行为”。

“想在重要位置安插自己人，就需要卓越的贡献，比如空军的前沿技术。当然华夏本来就落后，让你们提供技术也是不现实的，因此塞克特将军，建议贵国通过与美国的关系，搞来一些先进的航空技术，当然不愿意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勉强的”。

刘郧有些眉头紧锁，他听懂了法肯豪森的意思，对于与华夏结盟的问题，德国内部也出现了分裂，塞克特将军虽是德军之父，却不想再打仗了，所以成了温和派的代表，所以才想与狂热派或好战派，争夺柏林的军政控制权。

换而言之，德国鸽派在变相的要求华夏，参与柏林的政治斗争，但是说到政治斗争，又有谁斗得过希特勒。因此华夏投资德国空军的话，实质上的意义并不大，顶多让希特勒在考虑华夏事务时，更加慎重一些而已。

刘湘也大为摇头，他自己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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